流浪生活

太久没有来到这个博客了，学校的网络太差了，总是打不开这个网页，一次次的努力使得我也变得有惰性，最后也不再写了。

发现自己还是停不下来，在没有写博客的时候，写了一些经济学的心得，发现自己的思维变化了，也就想换一个新的空间。

呵呵，http://leo-sunman.blog.sohu.com/，有空可以来踏踏

 

耿 法

 

中国历史上，自宋代之后官员冗滥现象愈演愈烈，官场越来越臃肿，几成灾难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说：“承平既久，户口岁增。兵籍益广，吏员益众。佛老外国，耗蠹中土。县官之费，数倍于昔。”宋代的冗官、冗兵、冗费状况极其突出，到宋神宗熙宁年间，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，但开支也达5060万，国库竟然完全空虚（参见清代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）。这也是宋神宗下决心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背景之一。

这里且只说宋代官员的冗滥之害。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、县两级，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，汉代从中央往地方派刺史实行监督，唐代从中央派往地方监督的是观察史和节度使（后来节度使演变成割据一方的“藩镇”，唐王朝遂灭亡）。宋太宗至道三年（997年），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“路”，竟然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（安抚使）、漕（转运使）、宪（按察使）、仓（常平使），分别掌管军事、财政、司法、救济等要务，且四个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，互不从属。这样，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，变成需承奉四个顶头上司衙门，简直不堪重负。

宋代中央机构也是叠床架屋，职责不清，清代王士禛在《池北偶谈》卷三“宋官制”中说：“宋初至元丰以前，官制最为繁猥，六部九寺皆为空官，特以寄禄秩、序班位，而别以他官判职事。”由于宋朝皇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，特别着眼于牢牢控制军队和官吏，一方面加强对官员的监察，限制官员的权力，另一方面则让官员多多获取做官的好处，甚至宁愿将官员养起来，恩荫制度极滥，官员数目空前庞大，吏治又十分松弛疲软。英国人帕金森在《官场病——帕金森定律》一书中指出，官僚制度必定会不断增设机构，增加官员人数，以至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，人员越来越冗滥，行政越来越没有效率。宋代的官僚机构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典型，官吏多必定衙门多，衙门多又必需官吏多，并在正式机构外设立名目繁多的编外机构，人浮于事，恶性循环，效率低下，日甚一日。

官吏的冗滥，为各级官吏贪赃枉法、卖官买官大开方便之门，官官相护，结党营私，“文官总爱钱，武官多怕死”，成了官场不可遏制的风气和规则。官商勾结，与民争利，成为社会公害，如赈贷、盐政、漕运、专买、税关、营建、水利工程等，都成为官员大肆敛财的肥差。官员数量尽管如此臃肿不堪，大小职位却还是不够分配，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，范仲淹、韩琦等有识之士就看出吏治弊端，实行“庆历新政”，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，其中老朽、病患、贪污、无能的官员应当一律裁汰，并就此下了好几道诏令。庆历三年十月，为整顿吏治，淘汰冗官，朝庭决定逐路选拔转运使，不称职者一律罢免。在审核名单时，范仲淹将那些庸碌无能的转运使名字毫不留情地一笔勾掉，与范仲淹一同审核名单的富弼心有不忍，劝告道：“一笔勾之甚易，焉知一家哭矣！”范仲淹答曰：“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！”接着新政还颁布了关于“厚农桑”和“减徭役”的诏令。但是这些法令都触犯了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利益，遭到他们的极力阻挠，反对者的谤议愈来愈甚，范仲淹、韩琦等人终被排挤出中央政权，推行不到一年的新政即被明令废黜。后来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但由于触犯了豪绅官僚集团的利益，加之变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弊端，到宋神宗一死，新法也全部被废除。有宋一代，冗官的现象一直未能克服，吏治败坏，社会缺乏活力，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，连对遼国和西夏也只得连年纳贡求和，最后北宋终于被金国灭亡。

历史的教训值得高度关注。前不久，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：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“官多为患”。他说，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，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，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，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。何况一个省、市除省长、市长外，还有八九个副职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，个别的还有助理（见《瞭望东方周刊》2006年第34期）。张全景同志这番忧心如焚的话表明了当今冗官现象之严重。据报道，一个国家级贫困县——安徽省霍山县，仅副县长就有11名。历史上哪个朝代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官员队伍！这种体制为贪赃枉法、权钱交易提供了相当大的空子，加上对主要领导缺乏有效监督，卖官买官遂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颗毒瘤。

现在，中央已正式部署全面“减副”，严格限定副职的职数，各领导机构的副职大大减少，一场机关领导“瘦身”运动正在铺开。臃肿的官员体制必须釜底抽薪，这是紧密联系人民群众，确保党和国家的肌体活力，坚决防治腐败的一场极其重要的改革。因此，重温宋代冗官成灾的历史教训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。 (2007-04)

中国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情绪，人们迷恋物质上的成就，迷恋整体制度上的改进，却不相信个人创造性。

　　“这是制度问题。”在今天的中国，你与任何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场超过10分钟的谈话，你几乎必定听到这样一句话，它可能是在谈论中国社会的未来，也可能关于自己工作的组织，或仅仅是日常生活。

　　他们说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因为制度问题，因为在旧体制下，人人都被迫成为腐败网的一部分；他们说官员为何表现不佳，是因为现行的制度下不会将杰出的人才遴选出来；他们说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公共生活中缺席了，因为现行制度不鼓励独立思想；为什么司法系统中有黑暗，因为司法制度不独立；甚至当遭遇态度恶劣的银行服务人员时，都是制度问题，国有企业无法出现良好的服务态度……

　　他们说的全对，但结果却是一种如此时髦的悖论出现了。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成堆，从最高层的决策者，到最底层的农村，一切似乎都迫切地需要刷新。但整个社会又被包围于一种强烈的惰性情绪中，这种情绪中又蕴涵着某种盲目的乐观——人人都期待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“制度”发生变化之后，然后相信之后的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。细微地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微小的组织，它可能是一家公司，一份报纸，或是一所大学，领导者与员工们都喜欢谈论“制度建设”，每个人却不付诸个人行动，他们的态度是明确的——个人的作用渺小、不值得信赖，只有依靠整体制度的改变，才是有意义的。

　　于是，中国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情绪，人们迷恋物质上的成就，迷恋整体制度，却不相信个人创造性。举例而言，在中国公司世界中一种普遍心理是这样的，如果一家公司非常成功，人们对于那位杰出领导人首先的反应不是你是如何获取成功的，而是某种习惯性的不信任——你如此成功，但你的成功肯定缺乏对应的制度保证。

　　在很大程度上，今天的中国人单调地把社会仅仅视作几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作用，它是技术的作用，全球化的作用，传统社会的作用，或是***组织演变规律，等等不同力量的合力的结果。人在这种分析中彻底缺席了，似乎人仅仅是这种环境的产物，他不能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，不能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，而只能作出被动的反应。中国社会今天表现出的思想上的保守与沉闷，是因为我们，尤其是知识精英，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，他们忘记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在一个世纪前的洞见：“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。这就是说，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，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，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。”

　　过分迷恋制度，更多是对自身懒惰的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自我安慰。今天的中国社会，我们需要一批真正的精英分子宣称自己敢于改变现状，致力于为这个社会提供新鲜的思想与行动，他们相信自己在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之前，至少会激起足够的涟漪。

转载自秋风

 

秋风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学者，喜欢他分析问题的独到视角，很多时候给我很深刻的启发，他在经营报的专栏，是我每星期的一种挂念一般，每一次都迫不及待的想着新的一份的经营报的出版，新的一期的秋风专栏。

   

    政府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，引来许多赞歌。有作者说，政府就该努力把房价赶进笼子。不过，总是有些学者怀疑政府有没有这种能力，或者是否该这样。于是，这位作者就接着说，楼市急需破除“市场原教旨主义”。

 

　　听起来大义凛然。 但不幸，今日中国的楼市根本就没有市场，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。

 

　　不是说政府卖地、开发商卖房子、消费者买房子，就有了房地产“市场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上世纪60年代也就有市场了，毕竟，你进了商店，也不可能拿起东西就走，你跟商店也是买卖关系。

 

　　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，是有其一些基本构成要素的，如果不具备，就不能叫做市场。这些基本构成要素就是，平等的交易主体，要素的自由流动，企业的进入自由。

 

　　如果用这几个标准来衡量，房地产领域根本就没有市场。首先，作为房地产最基本要素的土地，根本不能自由流动。法律禁止农民盖房子向城市居民出售，也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买房子。民众要成立个住宅合作社，集资合作建房，政府同样禁止，或者根本不理睬。

 

　　可以说，在房地产领域，要素不能自由流动，消费者没有最基本的选择自由，对消费者来说，不存在市场。甚至连开发商也没有选择自由———他们不能向农民直接买地建造房子，因此，开发商也不是生活在市场环境中。

 

　　想象一下，一个地方的所有开发商只能到政府那里去买地，这跟市场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。不论从哪个方面看，房地产行业都没有市场制度。如果非要说这样有市场，那也至少存在双重垄断：第一是政府对房屋建设用地的独家垄断；第二是政府授予房地产开发商垄断城市房屋供应的特权。在这么一个双重垄断格局下，不管是土地与房屋的供需，还是其价格，都必然高度扭曲。

 

　　所以，房屋价格高，不要怪市场。相反，解决房屋价格高企的唯一出路是把房地产领域还给市场。为此，需要政府放弃对房地产行业的控制，尤其是放弃对土地的垄断。一旦政府做到了这一点，市场机制自然运转起来，必会让房屋价格与人们的支付能力大体相称。

 

　　实际上，这样一个真正的房地产市场之形成、发育，也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扶持，因为人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天性，自然地就会创造出市场来。近些天来大家议论纷纷的小产权房，就是这样一个市场。城市居民有一定的消费需求，农民们知道了城市居民的这一消费需求。于是，农民就开发出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房屋。亚当·斯密所说的“自然的自由”的市场就此出现。

 

　　如果说房地产领域存在市场，这个小产权房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。就好比在计划经济时代，自留地才是真正的市场一样。在这个市场上，买卖双方，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是自愿进行的，这里不存在垄断者，一方不可能把不合理的交易条款强加于另一方。同样，民众自发地成立住宅合作社，集资建房，也代表了一种市场的力量。

 

　　那些呐喊着楼市急需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士，想来十分关心民众疾苦，所以绝不会反对这个真正的、原教旨的市场的发育。但是，假如这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，那他们所反对的对象，就不可能是市场。你不能说黑板和粉笔是同一个颜色，或者猫跟老鼠是同一种动物。

 

　　明白这一点，这些关心民众疾苦的人士才能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。可以设想，如果这些自发的市场力量聚集、扩展，必会发展出相对完整的房地产市场制度。但是，今天，个人组建合作社自愿合作建房的努力，似乎没有得到政府的良性回应，小产权房市场似乎也免不了当年自留地被政府“割尾巴”的命运。真正的市场的发育已经触碰到政府管制的硬壳。这个时候，鼓吹在楼市中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，想说什么？是不是告诉政府把手伸得更长一些，让政府去查禁小产权房，从而全面控制房地产领域？

 

第一次在父亲节的时候给老爸发短信，祝老爸节日快乐，感觉真的很好。

可能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，父子一般是有隔阂，不像母子那般的温馨，在父亲面前，总让人觉得有点惴惴不安，父亲也像是把很多情感多掩饰掉了，虽然我知道，他一直很爱我们这几个孩子！

记忆中，父亲是一个四处奔波的人，无暇顾及孩子的生活，甚至家庭的琐事也不跟他沾边，母亲就是儿童世界的主宰者，现在想来，确实替父亲叫屈，如果没有他四处奔波赚钱，也就没有这个家，在这个家中，他一直是一个顶梁柱！

现在，长大了，越发觉得父亲的伟大，很多东西不是嘴上说的，要用实际行动去做，做为一个男的，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度，男的要承担很多东西，默默地去为家庭去奋斗，我相信我也能做好，

因为，我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榜样，时时的在激励着！